当然,这些不足都不足以折损影片的光芒。《长安三万里》看起来是由无数诗人、诗句包装起来的大唐悲歌,是由时代的盛极而衰作为背景勾勒的友情绵延轨迹,但影片明显更着力于刻画中国文人的风骨,咏叹中国文化中那种刚健质朴的家国情怀和个人追求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的人生不朽。影片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切片,让观众由高适的眼睛,去发现大唐内在的诸多弊病,还可以作为一种人生范本,让我们把李白和高适作为一反一正的两种人生答卷,得到诸多人生警示和借鉴。导演克鲁佐经营紧张气氛的手法十分高明,整个过程令人惊心动魄,高潮迭起;而丛林外景的选择也增加了动作场面的惊险度,其中一场卡车冒险闯过一座残破吊桥的戏,已成为高度刺激的经典场面。在1950年代,那个三大电影节并不排斥的年代里,影片在戛纳拿到了相当于金棕榈的“电影节大奖”,又在柏林拿到了金熊奖,最后还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上拿到了最佳影片。算是大获全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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